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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城市与法律,在中国》
作者:苏力 文章来源:文书文秘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7-19

  朋友们:


  尽管如今城市已成为一个组合词,大致等同于西文中的city。但在中国历史上,“城”和“市”是有显着区别的,尽管有时会有重合。民间直到今天还有“北京城”甚至“县城”的说法,但似乎从来没有“上海城”的说法。“城”更多有政治和军事的意味(尽管因为城里人的生活需要也会引出“市”),而“市”才有更多的经济商业的意味。只是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空前变革,越来越多的“城”变成了城市,获得了更多“市”的意义(想想天津卫和威海卫名称的改变),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城”的含义。


  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层面,城市生活都更需要法律,并具有向周边辐射的功能。从人类历史上看,是城市(city)创造了更具现代意味的法律。尽管人类的集体生活需要规则,需要各种强制力来保证规则得到遵守,因此乡土社会中也有社会生活规范或规则意义层面的法律,但总体而言那种法律与乡土社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结构形式整合在一起,以几乎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文化习俗表现出来,基本是“秩序无需法律”。[. Robert C. Ellickson, Order without Law: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只是城市高度流动的陌生人间的各种利益交换才要求并创造了更为明确复杂的财产、合同、贸易、保险、金融、证券等法律,各种通过法律组织建构起来的机构;这种城市环境当然也汇集了更多的投机者和不轨者,鼓励并在此意义上创造了更多严重侵害和伤害他人的机会主义者和罪犯,由此需要专门化的强有力的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系统,产生了系统的刑法和刑罚,产生了监狱、法院、拘留所和感化院以及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等一系列现代法律的机构和专门人员。而且,由此产生了源于血缘关系却又摆脱了血缘关系的,不再依照家族、部落、民族、社会等级为依据构成的共同体,有了早期的城市国家,有了公民、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行使公权力的机构、相关的行政管理法律和程序,有了“宪法”(constitution)和各种宪法性的法律(即使没有宪法这个词),有了立法者和执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夸张一点说,制定法意义上的法律只是城市生活的产物;所谓现代国家其实只是一些扩展版的城市,所谓的公民就是市民(citizen)。


  不管人们是否情愿,如何感怀,由于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整个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急剧城市化的时代。自1978年的30年以来,中国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已经从大约17%上升到将近50%。[.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08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已达6.07亿人,城镇化率为45.7%。加上实际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居住的农村人口,许多人口学者估计中国的城乡人口大致是各占50%。]且自2006年起,农民不再缴纳农业税了,[. 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至此,中国自公元前594年鲁国“初税亩”以来延续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制度走进了历史。]相反国家每年以各种方式给农村、农民和农业各种补贴。这种变化还在持续,短期内甚至看不到放缓的迹象。尽管许多人批评中国的户口制度或感叹城乡间的巨大差别,但事实上,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农村对城市更依赖了,城市与农村的生活方式更加接近了,许多农业户口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市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理由地感叹农村缺乏养老和医保制度,但这恰恰是在把之前产生于并仅属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制度向中国广大农村延展,首先是在情感想象中,然后逐步地在社会实践中,追求普遍享有的公民权(citizenship),农民的公民化其实完全可以译为或视为市民化。[. 可参看,郑杭生:“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4期。]事实上,也只有现代化的城市才可能支持提供这种可能,只有进一步的城市化才能实现这种可能。中国的社会变迁是巨大的,也是迅速的;在中国东部这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


  但中国幅员极为辽阔。它既非新加坡那样的城市国家,也非现代欧洲大陆上那种——同中国相比——疆域较小、人口数量较少且有更为持久商贸传统的国家,甚至也不是如同美国(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东西甚至四周临海、海岸线辽阔、平原广阔、交通发达的大国。尽管中国东部以及沿长江的一些大都市已经相当发达,但其商贸经济或“市”的辐射力还不足以涵盖幅员极为广阔的国土,跨越天山、昆仑山甚至秦岭、南岭。总体而言,从中国东部沿海向西部内地延伸,城市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的影响力总体渐渐弱化。换言之,尽管有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国各地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曾规定了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规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态势,在未来数十年间也会一直存在,成为规定或制约中国法治的最重要的社会变量。


  因为如果,如前所言,现代法律更多是城市生活的产物,那么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化程度不同,各地的法律需求其实是相当不同的。尽管抽象看来都可以归在“公平正义”之下,但在某些甚至许多问题上,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公正的想象实际上不同,何为公正何为不公正判断会相当不同,对同样的行为的接受和宽容程度不同。例如,由于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城市地区,两性关系上的见异思迁基本上得到了宽容,而在农村,“携子之手与子偕老”不仅是理想,而且是普遍的强硬的实践;在城市,子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已经天经地义,而在农村,出嫁多年的女儿回家参与分遗产则闻所未闻。


  中国近百年来的法律制度变革总体上而言是以推动社会现代化为导向,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精英(基本都生活在城市,哪怕真心关心中国农村)对现代中国前途的判断和追求,更多自觉不自觉地反映并适应了现代城市和都市经济社会生活的需要。但由此带来主导整个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与农村生活现实需要不仅有差距,有时还相距甚远。“法治统一”这个基本基于近现代欧洲“小”国法治经验而发生的现代法治意识形态,以及中国政治精英基于近现代历史经验而获得的关于维护国家独立统一的政治警觉,[. 参看,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不时妨碍了中国立法和执法实践向各地实际法律需求妥协。一些理念上可欲的全国统一的法律在一些至少是许多农村不仅很难实践,因此成为具文(例如子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许多基本无关(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有的则根本不利于本地法律实践的发展——最典型的是以法官职业化、专业化为追求目标推行的统一司法考试的实际后果是,西部基层社会法官更严重的缺失和没有替补。[. 参看,苏力:“法官遴选的考察”,《法学》,2004年3期。]


  还有两个也许更值得担心的问题。一是,由于城市人口来自四方,自然宽容、接受并混合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热衷于奢侈和享乐,热衷于幻想和创新,一切传统的法律、道德规范在城市不可能维持不变,甚至为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应当不变,因此尽管自古以来,城市被认为是国家强大的基石,提供了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力量、基本政治制度并往往主导了该社会法律和道德价值的核心趋向,但城市还是常常被——从城市以外的视角——视为罪恶的渊薮。[. 西塞罗:《国家篇》,《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卷2第四-五。]想想古罗马陷落引发的争论。[.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ed. by R. W. Dy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ks.I-X.]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这种文化价值的分歧如果在短期内突然加剧,引发城乡之间社会共识断裂,很可能比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更可能引发社会的尖锐冲突甚至社会动荡——20世纪就曾见证过伊朗的巴列维白色革命和霍梅尼的绿色革命。[. 可参看,陈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特别是第1-3章。]


  但也不是要迁就农村。中国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用城市生活塑造农民。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卷4,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91年,页1477。但这一思想在毛的着作中几乎是贯穿始终,从《毛选》第一篇开始就讨论了农民的心态问题。]农村社会环境塑造出来的人往往更注重小群体利益,缺乏大共同体甚至是国家意识,缺乏普遍规则意识或契约意识,有强烈的“差序格局”的传统。[.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种传统、心态和行为方式,与现代城市生活和办事方式、与现代社会的法治传统,与现代国家和公民意识,与全球化的经济文化交流,常常有尖锐的冲突。城市生活其实就是要改变农民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培养现代公民法治、规则、契约意识的重要途径,是比普法更为有效的法治教育方式。


  这两个方面都应当引起中国法律人士的足够重视。一方面,一定要尊重并努力理解中国的农民和他们在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情感和偏好,尊重他们有理由的文化保守,而另一方面为了中国的未来务实也必须稳妥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促使农民通过城市生活在心理、情感和行为方式的完成市民化或公民化。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法律精英有足够的清醒的政治意识,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前景有坚定的把握,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的法律精英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长远利益应坚持一个独立的学术视角和学术立场,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包括农民——的附庸。在那些全新的几乎没有传统制约的领域内,创新非常必要且可能;但在家庭、婚姻、性、犯罪、惩罚等涉及传统制度和习俗的问题上,则须非常慎重。因为,中国的法律人和世界各国的法律人一样,即使出生、长大于农村,也基本是长期从业和生活在城市,这种工作、生活经历会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倾向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对农村的社群主义价值更多持批评甚至鄙视态度;他们专长于思想、观念、制度和文化,因此往往希望通过这些变革来改造社会。哪怕是自觉应务实保守并忠于中国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其法律观、正义观和道德观事实上也可能与受农业传统无形约束的普通民众的观念有重大分歧,他们自认为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或代表了广大人民长远利益的追求与普通民众目前可能理解、接受并自觉实践的观点往往难以兼容。如果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不注意在两者之间保持足够张力,不努力理性地沟通两者,不注意妥协,而只是迷信自己认为普世的价值,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无可能激化,直至导致灾难性后果。但一味的迁就民粹,也同样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同样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大约100年前,比利时大诗人凡尔哈伦写下了惊心动魄的诗句,“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 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这是具象的,一个描述,是对当时整个欧洲的一种抽象,但事实上,这几乎是对于在此前后世界所有国家的一种概括或预言。中国正走在这一路上,与我们任何个人的好恶和努力基本无关。我个人认为,城市的影响广大,辐射辽阔;城市发展了,才可能为中国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创造和就业的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变革,哪怕是人人诟病的城乡贫富的巨大差别也更能激发中国人的追求和创造力。但必须看到,即使是从圣·阿芒镇走进了、享受了并老死于城市的凡尔哈伦,他的生命经历乃至他的感叹都是“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城市”——这是从农村出发、也是农民视角中的道路。这也是历史走过的道路,是我们人类走过的道路。如果这反映的只是诗人的个体经验或保守还不要紧,但这样的诗句在更深层面上,会不会也反映了从丛林或草原上走出来的人类对于钢筋水泥森林有某种本能的不适应甚至反感?我们对人的这种本能和社会前景同样必须有足够的理解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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